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反腐的常识、见识与卓识
来源：
中外通讯社
日期：2018-01-01 20: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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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华人华侨
本报讯 (记者：馬銘俊) 核心提示：不反腐败，要亡党亡国，很多人都知道。因为这是常识，是明摆着的现象。闻名于世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也无非以企业家、风险分析家、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根据这三类人的经验和感觉，对各国廉洁程度进行评分。这种评分说到底，不过是对社会风气好坏的印象分，对经济交往优劣的感觉分，以及自我判断的常识分。
记者：2018年元旦前夕，请李永忠副院长从制度反腐的角度，告诉全世界，中国过去的五年。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
“砥砺奋进是一个概括，要问中国过去5年，党和国家工作中最大的亮点、最得人心的是什么？最具共识的回答一定是：反腐败！”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
十八大前，国家预防腐败局一位领导，在媒体上公布了一组数据：1982年至2011年30年中，全国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员、公职人员达420余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465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90余人。
五年后，中央纪委向十九大报告：十八大以来，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
从以上公开的数据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案件数据，全面超过过去30年。只是在高官死刑的执行上，这五年还是零纪录。而2000年到2007年，接连处死了5名省部级和1名副国级高官（不含军队数据）。
五年后，当习总书记在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近三千人，同频共振地响起了雷鸣般的第一次掌声。
遏制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滋生蔓延的腐败现象，是我们“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之一；
“遏制腐败增量，减少腐败存量”，是我们“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之一。
这五年，“越反越腐”的老大难题得以基本解决，形成压倒性态势的大事得以巩固发展，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定决心和强有力的领导，离不开纪检监察机关以及执法机关背水一战的奋力拼搏，离不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全力拥护。
五年强高压反腐成效，不仅为国内外所公认，而且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声誉，并为沉寂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赢得了最后的时间！
为解析这个问题，需要从反腐败的常识、见识、卓识说起。
常识：普通知识，即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包括生存技能（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劳作技能、基础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一切基于敬畏自然。
见识：指明智地、正确地作出判断及认识的能力。
卓识：杰出的、高明见识。
不反腐败，要亡党亡国，很多人都知道。因为这是常识，是明摆着的现象。闻名于世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也无非以企业家、风险分析家、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根据这三类人的经验和感觉，对各国廉洁程度进行评分。这种评分说到底，不过是对社会风气好坏的印象分，对经济交往优劣的感觉分，以及自我判断的常识分。透明国际自1995年发布清廉指数以来，我国一直居于中间靠后，按百分制计分，我国得分从未超过40分。因此判定，我国的腐败是比较严重的。而有腐必反——基于此种常识，中央知道，地方也知道；领导知道，群众也知道；现在知道，过去也知道；我们知道，别人也知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提出的五年内实现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愿望落空。此后，政治体制改革陷于只说不做，甚至不做不说。于是“六四”风波出现，反腐反腐，越反越腐的说法流传于街头巷尾。在反腐斗争的现实性和严重性面前，1993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关于在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此前，一直使用反腐蚀斗争）。这既是顺应潮流，也是回归常识。
二、反腐的见识
以后才想反，却未必反得动，知道的人却不多。有了常识，却未必有见识。见识，主要同站位高度，观察角度，分析态势，把握时机相联系。
从1993年到十八大召开前，中央纪委历任领导都殚精竭虑，竭尽全力地率领全系统队伍，全身心投入反腐败斗争，先后提出“三项基本格局”、“十六字基本方针”等，并下力气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下功夫纠了不少不正之风。可是回头一看，20年来，既未形成积小胜为大胜的局面，也未见取得阶段性的反腐成果。以致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之初，就一针见血，用“越演越烈”对这些年的腐败态势，作了实话实说！
习总书记指出的“越演越烈”是有根有据的。2003年我在离开中央纪委研究室到中央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任职前，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我提出一个观点：由于多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腐败已经由基层向中层滋生，由中层向高层蔓延，现在已经出现由省部级高层向中央核心层稳步推进的态势！当时就有领导说我的观点过于偏激！我没有辩解，只是说以十年为期，让明天的时间来裁判今天观点的对错！
八年后，《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论坛》刊发了我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去年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均获无期以上重刑”。我在文章中还强调，“自1993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作出关于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决定以来，党的总书记第19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作重要讲话。”“近18年来，只在十六大中纪委向党的报告中用过“比较严峻”一词，两个月后，即在中纪委的二次全会报告中继续沿用‘依然严峻’的提法，并一直到现在。十七届中纪委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对反腐败形势的分析，为什么仍是‘依然严峻’？应该说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我将2003年公开报道的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与2010年被判刑的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相关数据，作一对照，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
一是金额增加。2003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是死刑增多。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三是罪刑加重。2003年13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有7人，占53.7%；2010年11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人11人，占100%。说明高官腐败问题的延时效应还在加长，一旦暴露，就得无期以上的重刑伺候。
四是一把手高危。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
五是京官落马。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
由此可见，由于多年只搞经改，不搞政改，反腐败形势在多年依然严峻的表述后，还加了“复杂”两字；反腐败的任务在多年依然艰巨的表述后，还加了“繁重”两字。腐败已经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开始兵临城下了！
习近平同志是党的总书记中，敢于以问题为导向，直面腐败“越演越烈”现实的第一人。当他上任之初，指出腐败“越演越烈”时，其实就已经明白，十八大已经是反腐败的最后时机！时不我待，现在必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于是，上任不到20天——12月4日，徙木立信，以上率下，作出约束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八项规定，亮明中央新班子的第一张名片。同一天，本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高官。
于是，反腐败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中华大地展开。只打老鼠，不打老虎的议论，没有了市场；只抓穿草鞋的，不抓穿皮鞋的调侃，不见了踪迹。
十八大这五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9万起，处理党员干部25.6万人。2014年以来，全国共有7020个单位党委(党组)、党总支、党支部，430个纪委(纪检组)和6.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
这五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年均处分率为3.4‰（此前，不搞运动，全国年均处分率通常在1.5‰——1.7‰之间）。这五年，平均每天：处分842人，处理违反八项规定140人，进监狱32人；平均每月：“落马”7名中管干部，处分 148名厅局级干部和1050名县处级干部。
仅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现已落马43名，占了总数376名的11.4%；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现已落马9名，占了总数130名的6.9%！ 远远超过全国普通党员和公职人员的处分率和进监狱率！
打铁还需自身硬。习总书记把党章赋予纪委的职责，凝练为监督执纪问责，要求坚决防止“灯下黑”。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立案查处22人，组织调整24人，谈话函询232人；全国纪检系统处分1万余人，组织处理7600余人，谈话函询1.1万人。
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制度应起到制衡的作用。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落马，任两届十年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徐才厚双双翻船，事实不可谓不惊心，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回顾这五年的强高压反腐败历程，不仅能清楚看到，反腐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挽救了民族国家！而且能真正明白，如果十八大不抓住这最后的战机，坚定并持续地强高压反腐败；如果延期到十九大才想这样反，一是军队未必还能反得动，二是地方未必还能反得成！？
在如此严格正风执纪、高压反腐下，腐败增量明显遏制，腐败存量不断减少，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反腐强高压态势持续保持的五年，是新的腐败增量明显得到遏制的五年，是多年积累的腐败存量不断减少的五年。五年的反腐成效来之不易！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不敢腐的目标只是初步实现，还不是完全实现。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民心”的基础上，尽快由治标为主，转向治本为主，才能真正实现不敢腐的目标。
三、反腐的卓识
腐败反不好，可能会加速亡党亡国，则很少有人知道！卓识：反腐败绝非仅凭领导人的决心那么简单，是科学的系统工程。主要与体制、根源相联系。腐败风气、腐败案件源于体制、制度，核心是权力结构的弊端——许多腐败现象源于“权力配置不科学”（习近平语）。
当战争远去，运动不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初现，从上到下，都以为是掌握权力的人的思想教育出了问题，于是将腐败者归结为不读书、不看报；当爱读书、爱看报的人也腐败了，于是又将其腐败归罪于权力岗位，于是异地上岗、频繁换岗、左右轮岗，尽管如此，权力岗位上的人还是继续腐败，不断倒下；于是才猛然发现，是权力结构出了大问题！
在中共党的历任最高领导人当中，习近平是将“许多腐败问题”与“权力配置不科学”相联系的第一人。
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到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40多年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深谙“权力配置不科学”的危害！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源于“权力配置不科学”！
基于如此深刻的认识，习近平出任总书记才两个月，在2013年1月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就下定了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一年后，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又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政改目标；两年后，2015年1月，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作出了“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的战略规划。
正是基于这样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新时代的中国反腐败，既波澜壮阔又波澜不惊，既激浊扬清又彰善瘅恶，既霹雳手段又菩萨心肠。
在这场反腐败斗争中，积极推进支点前移的两大战役行动。一是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方案，整合资源、内部挖潜、盘活存量、调整结构，共设立47家派驻纪检组，其中单独派驻20家、综合派驻27家，监督139家单位，通过统一名称、统一管理，将过去的同体监督转为半同体半异体监督，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二是充分发挥巡视这一异体监督的利剑作用。这5年，中央巡视组开展12轮巡视，共巡视277个党组织，对16个省区市进行了“回头看”，对4个中央单位开展了机动式巡视，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
反腐以军队先行，政改以三省起步。在出其不意中抢占先机，在不动声色中夺得头筹。
真可谓：反腐与改革比肩，治标共治本一体。
2016年10月27日，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天后的2016年11月7日晚上7点55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权威发布一条重磅消息——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三省市试点，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一是监察体制改革，事关全局性的权力分解、制衡，亟须“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习近平语）；二是监察体制改革，事关全局性的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亟须通过此改革来推动；三是监察体制改革，事关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亟须通过此改革，变行政监察为监察行政和国家监察，改权力反腐为制度反腐。
事关全局的政治改革，实现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关键是在政治领域摈弃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突破口——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监察体制改革，作为权力结构改革的突破口。从微观来看，增加了办案手段；从中观来说，整合了监督资源；从宏观来讲，目的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我国改革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决定了试点承担着战略突破的重要任务，同时也起着示范和带动作用。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在于：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
《永远在路上》专题片中有很多贪官的忏悔，我个人认为，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的忏悔有两句最为深刻：第一句：人生都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重来。此句为网红语言，但他将其恰到好处地用在这里。第二句是他的原创：“认真地分析自己的罪错，我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就是这些罪行和错误发生在我身上，它居然带有必然性！”细细品味李春城这句话，可以明白：李春城严重违纪违法犯罪，固然同他个人素质不高有关，但同其沿用至今苏联模式这两个根本性弊端——即不科学的权力结构和不合理的选人用人体制，关系更为有关。如果反腐只停留于抓贪官，而不摈弃苏联模式，那么李春城的必然性，将继续在高官中不断繁衍并疯长！
实践已经证明：多年来以俄为师的苏联模式，是一个既不支持苏共东欧长期执政的模式，也不支持中共长期执政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在经济领域摈弃了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和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时，唯有中国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并很快成为世界经济体第二。
回首这五年的强高压反腐败，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反腐败的目标不仅是抓贪官，而是为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一句话，为政治体制改革而攻关破局！
因此，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经确立，中央立即启动了，“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三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
通过三省政改的试点引路，变苏联模式的同体监督——行政监察，为中国特色的异体监督——国家监察。以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党委领导制度改革；以党委领导制度改革，推动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实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37年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框架设计——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从这里，可以读懂十九大报告中这段十分重要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十八大这五年，党中央和中央纪委的战略部署、工作思路和逻辑关系也越来越清晰——治标力度前所未有，是为形成反腐强高压态势；已经形成的反腐强高压态势，是为集中力量打击重点；通过对现有兵力“三转一聚”（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办案主业）的集中力量打击重点，可以让相当多的问题官员收敛收手；为让更多的问题官员收敛收手，应该分而治之推行有条件赦免；为让有条件赦免问题官员能化阻力为动力，变消极为积极，需要设立政改试点，通过监察体制改革，率先攻关破局；通过率先攻关破局，有利于摈弃苏联模式，“重构政治生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2014年7月29日，原中纪委委员、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因病去世，享年81岁。消息传来，我连夜为他写了一幅挽联：
“一论权力，再论权力，撕破脸皮，难管权力；
同体监督，异体监督，政改不行，遑论监督。”
同是这一天，中央宣布周永康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担任十年省纪委书记的杨敏之作过这样的反思： “我经常陷入这样的深思：难道我们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就是为了以后来处分他们吗？”“我任上打了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甚至可以说是六战五败。因此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3月6日中午12点54分，腾讯传媒以通栏标题刊发我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李永忠：2016年，我们最需要一个政改试点！我在解读中指出，“如果不能通过试点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无论查处多少案件，反腐败斗争也难以取得真正的压倒性胜利。”
尽管转发的报刊网站不多，但八个月零一天，同年11月7日晚7点55分，中央纪委网站公布了中央关于三省的政改试点方案！
其实，早在2015年6月5日，习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讲话中就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 要“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 同年7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我的解读文章——《试点关乎改革成效》。“敢于先行试点突破，就是地方在改革中的重要任务;及时对试点的鼓励、支持和规范，更是中央在改革中最重要的方法。”“改革历史证明，不试点，再宏伟的蓝图也难以下笔，再伟大的设计也难以施工，再正确的理论也难以实践。”
2016年8月18日上午10点，为纪念邓小平“8.18讲话”36周年，在本届上海书展中央大厅，安排我作新书《论制度反腐》签售，并作演讲。
2017年全国两会前，我发表了我对今年反腐斗争的研判——《2017年，我们最需要一个有条件赦免》。6月8日《南方周末》刊载了《乐山反腐“赦免实验”》。
展望即将到来的2018年，我满怀信心的希望：《2018年，我们最需要以试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讲，解放思想比顶层设计重要，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重要，三个臭皮匠比一个诸葛亮重要；自选动作比规定动作重要，允许失误比只许成功重要……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普及了有关试点的上述常识，则三省市试点可期，事关全局可期，“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可期，一句话——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也自可期！
因为，就常识而言，反腐的压力当然在案中；就见识而言，反腐的功夫必须在案外；就卓识而言，反腐的成功只能靠政改！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
“砥砺奋进是一个概括，要问中国过去5年，党和国家工作中最大的亮点、最得人心的是什么？最具共识的回答一定是：反腐败！”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
十八大前，国家预防腐败局一位领导，在媒体上公布了一组数据：1982年至2011年30年中，全国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员、公职人员达420余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465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90余人。
五年后，中央纪委向十九大报告：十八大以来，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8万人。
从以上公开的数据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案件数据，全面超过过去30年。只是在高官死刑的执行上，这五年还是零纪录。而2000年到2007年，接连处死了5名省部级和1名副国级高官（不含军队数据）。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五年前，新上任的习总书记看到的是“越演越烈”的腐败态势。五年后，当习总书记在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近三千人，同频共振地响起了雷鸣般的第一次掌声。
遏制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滋生蔓延的腐败现象，是我们“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之一；
“遏制腐败增量，减少腐败存量”，是我们“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之一。
这五年，“越反越腐”的老大难题得以基本解决，形成压倒性态势的大事得以巩固发展，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定决心和强有力的领导，离不开纪检监察机关以及执法机关背水一战的奋力拼搏，离不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全力拥护。
五年强高压反腐成效，不仅为国内外所公认，而且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声誉，并为沉寂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赢得了最后的时间！
为解析这个问题，需要从反腐败的常识、见识、卓识说起。
常识：普通知识，即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包括生存技能（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劳作技能、基础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一切基于敬畏自然。
见识：指明智地、正确地作出判断及认识的能力。
卓识：杰出的、高明见识。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一、反腐的常识不反腐败，要亡党亡国，很多人都知道。因为这是常识，是明摆着的现象。闻名于世的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也无非以企业家、风险分析家、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根据这三类人的经验和感觉，对各国廉洁程度进行评分。这种评分说到底，不过是对社会风气好坏的印象分，对经济交往优劣的感觉分，以及自我判断的常识分。透明国际自1995年发布清廉指数以来，我国一直居于中间靠后，按百分制计分，我国得分从未超过40分。因此判定，我国的腐败是比较严重的。而有腐必反——基于此种常识，中央知道，地方也知道；领导知道，群众也知道；现在知道，过去也知道；我们知道，别人也知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提出的五年内实现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愿望落空。此后，政治体制改革陷于只说不做，甚至不做不说。于是“六四”风波出现，反腐反腐，越反越腐的说法流传于街头巷尾。在反腐斗争的现实性和严重性面前，1993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关于在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此前，一直使用反腐蚀斗争）。这既是顺应潮流，也是回归常识。
二、反腐的见识
以后才想反，却未必反得动，知道的人却不多。有了常识，却未必有见识。见识，主要同站位高度，观察角度，分析态势，把握时机相联系。
从1993年到十八大召开前，中央纪委历任领导都殚精竭虑，竭尽全力地率领全系统队伍，全身心投入反腐败斗争，先后提出“三项基本格局”、“十六字基本方针”等，并下力气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下功夫纠了不少不正之风。可是回头一看，20年来，既未形成积小胜为大胜的局面，也未见取得阶段性的反腐成果。以致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之初，就一针见血，用“越演越烈”对这些年的腐败态势，作了实话实说！
习总书记指出的“越演越烈”是有根有据的。2003年我在离开中央纪委研究室到中央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任职前，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我提出一个观点：由于多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腐败已经由基层向中层滋生，由中层向高层蔓延，现在已经出现由省部级高层向中央核心层稳步推进的态势！当时就有领导说我的观点过于偏激！我没有辩解，只是说以十年为期，让明天的时间来裁判今天观点的对错！
八年后，《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论坛》刊发了我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去年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均获无期以上重刑”。我在文章中还强调，“自1993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作出关于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决定以来，党的总书记第19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作重要讲话。”“近18年来，只在十六大中纪委向党的报告中用过“比较严峻”一词，两个月后，即在中纪委的二次全会报告中继续沿用‘依然严峻’的提法，并一直到现在。十七届中纪委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对反腐败形势的分析，为什么仍是‘依然严峻’？应该说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我将2003年公开报道的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与2010年被判刑的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相关数据，作一对照，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
一是金额增加。2003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是死刑增多。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三是罪刑加重。2003年13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有7人，占53.7%；2010年11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人11人，占100%。说明高官腐败问题的延时效应还在加长，一旦暴露，就得无期以上的重刑伺候。
四是一把手高危。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
五是京官落马。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
由此可见，由于多年只搞经改，不搞政改，反腐败形势在多年依然严峻的表述后，还加了“复杂”两字；反腐败的任务在多年依然艰巨的表述后，还加了“繁重”两字。腐败已经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开始兵临城下了！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群众对腐败态势的描述，也由九十年代的“越反越腐”，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无官不贪”。甚至在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军队，竟然出现明码实价的按职论钱，以致前任中央军委主席被两名严重腐败的军委副主席严密包围长达十年之久。习近平同志是党的总书记中，敢于以问题为导向，直面腐败“越演越烈”现实的第一人。当他上任之初，指出腐败“越演越烈”时，其实就已经明白，十八大已经是反腐败的最后时机！时不我待，现在必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于是，上任不到20天——12月4日，徙木立信，以上率下，作出约束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八项规定，亮明中央新班子的第一张名片。同一天，本届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高官。
于是，反腐败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在中华大地展开。只打老鼠，不打老虎的议论，没有了市场；只抓穿草鞋的，不抓穿皮鞋的调侃，不见了踪迹。
十八大这五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8.9万起，处理党员干部25.6万人。2014年以来，全国共有7020个单位党委(党组)、党总支、党支部，430个纪委(纪检组)和6.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
这五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218.6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年均处分率为3.4‰（此前，不搞运动，全国年均处分率通常在1.5‰——1.7‰之间）。这五年，平均每天：处分842人，处理违反八项规定140人，进监狱32人；平均每月：“落马”7名中管干部，处分 148名厅局级干部和1050名县处级干部。
仅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现已落马43名，占了总数376名的11.4%；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现已落马9名，占了总数130名的6.9%！ 远远超过全国普通党员和公职人员的处分率和进监狱率！
打铁还需自身硬。习总书记把党章赋予纪委的职责，凝练为监督执纪问责，要求坚决防止“灯下黑”。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立案查处22人，组织调整24人，谈话函询232人；全国纪检系统处分1万余人，组织处理7600余人，谈话函询1.1万人。
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制度应起到制衡的作用。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落马，任两届十年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徐才厚双双翻船，事实不可谓不惊心，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回顾这五年的强高压反腐败历程，不仅能清楚看到，反腐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挽救了民族国家！而且能真正明白，如果十八大不抓住这最后的战机，坚定并持续地强高压反腐败；如果延期到十九大才想这样反，一是军队未必还能反得动，二是地方未必还能反得成！？
在如此严格正风执纪、高压反腐下，腐败增量明显遏制，腐败存量不断减少，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反腐强高压态势持续保持的五年，是新的腐败增量明显得到遏制的五年，是多年积累的腐败存量不断减少的五年。五年的反腐成效来之不易！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不敢腐的目标只是初步实现，还不是完全实现。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民心”的基础上，尽快由治标为主，转向治本为主，才能真正实现不敢腐的目标。
三、反腐的卓识
腐败反不好，可能会加速亡党亡国，则很少有人知道！卓识：反腐败绝非仅凭领导人的决心那么简单，是科学的系统工程。主要与体制、根源相联系。腐败风气、腐败案件源于体制、制度，核心是权力结构的弊端——许多腐败现象源于“权力配置不科学”（习近平语）。
当战争远去，运动不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初现，从上到下，都以为是掌握权力的人的思想教育出了问题，于是将腐败者归结为不读书、不看报；当爱读书、爱看报的人也腐败了，于是又将其腐败归罪于权力岗位，于是异地上岗、频繁换岗、左右轮岗，尽管如此，权力岗位上的人还是继续腐败，不断倒下；于是才猛然发现，是权力结构出了大问题！
在中共党的历任最高领导人当中，习近平是将“许多腐败问题”与“权力配置不科学”相联系的第一人。
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到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40多年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深谙“权力配置不科学”的危害！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源于“权力配置不科学”！
基于如此深刻的认识，习近平出任总书记才两个月，在2013年1月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就下定了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一年后，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又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政改目标；两年后，2015年1月，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作出了“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的战略规划。
正是基于这样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新时代的中国反腐败，既波澜壮阔又波澜不惊，既激浊扬清又彰善瘅恶，既霹雳手段又菩萨心肠。
在这场反腐败斗争中，积极推进支点前移的两大战役行动。一是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方案，整合资源、内部挖潜、盘活存量、调整结构，共设立47家派驻纪检组，其中单独派驻20家、综合派驻27家，监督139家单位，通过统一名称、统一管理，将过去的同体监督转为半同体半异体监督，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二是充分发挥巡视这一异体监督的利剑作用。这5年，中央巡视组开展12轮巡视，共巡视277个党组织，对16个省区市进行了“回头看”，对4个中央单位开展了机动式巡视，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
反腐以军队先行，政改以三省起步。在出其不意中抢占先机，在不动声色中夺得头筹。
真可谓：反腐与改革比肩，治标共治本一体。
2016年10月27日，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天后的2016年11月7日晚上7点55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权威发布一条重磅消息——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三省市试点，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一是监察体制改革，事关全局性的权力分解、制衡，亟须“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习近平语）；二是监察体制改革，事关全局性的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亟须通过此改革来推动；三是监察体制改革，事关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亟须通过此改革，变行政监察为监察行政和国家监察，改权力反腐为制度反腐。
事关全局的政治改革，实现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关键是在政治领域摈弃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突破口——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监察体制改革，作为权力结构改革的突破口。从微观来看，增加了办案手段；从中观来说，整合了监督资源；从宏观来讲，目的是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我国改革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决定了试点承担着战略突破的重要任务，同时也起着示范和带动作用。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就在于：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
《永远在路上》专题片中有很多贪官的忏悔，我个人认为，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的忏悔有两句最为深刻：第一句：人生都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重来。此句为网红语言，但他将其恰到好处地用在这里。第二句是他的原创：“认真地分析自己的罪错，我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就是这些罪行和错误发生在我身上，它居然带有必然性！”细细品味李春城这句话，可以明白：李春城严重违纪违法犯罪，固然同他个人素质不高有关，但同其沿用至今苏联模式这两个根本性弊端——即不科学的权力结构和不合理的选人用人体制，关系更为有关。如果反腐只停留于抓贪官，而不摈弃苏联模式，那么李春城的必然性，将继续在高官中不断繁衍并疯长！
实践已经证明：多年来以俄为师的苏联模式，是一个既不支持苏共东欧长期执政的模式，也不支持中共长期执政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在经济领域摈弃了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和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时，唯有中国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并很快成为世界经济体第二。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必须在政治领域摈弃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和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恢复并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回首这五年的强高压反腐败，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反腐败的目标不仅是抓贪官，而是为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一句话，为政治体制改革而攻关破局！
因此，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经确立，中央立即启动了，“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三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
通过三省政改的试点引路，变苏联模式的同体监督——行政监察，为中国特色的异体监督——国家监察。以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党委领导制度改革；以党委领导制度改革，推动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实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37年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框架设计——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从这里，可以读懂十九大报告中这段十分重要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十八大这五年，党中央和中央纪委的战略部署、工作思路和逻辑关系也越来越清晰——治标力度前所未有，是为形成反腐强高压态势；已经形成的反腐强高压态势，是为集中力量打击重点；通过对现有兵力“三转一聚”（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办案主业）的集中力量打击重点，可以让相当多的问题官员收敛收手；为让更多的问题官员收敛收手，应该分而治之推行有条件赦免；为让有条件赦免问题官员能化阻力为动力，变消极为积极，需要设立政改试点，通过监察体制改革，率先攻关破局；通过率先攻关破局，有利于摈弃苏联模式，“重构政治生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2014年7月29日，原中纪委委员、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因病去世，享年81岁。消息传来，我连夜为他写了一幅挽联：
“一论权力，再论权力，撕破脸皮，难管权力；
同体监督，异体监督，政改不行，遑论监督。”
同是这一天，中央宣布周永康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担任十年省纪委书记的杨敏之作过这样的反思： “我经常陷入这样的深思：难道我们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就是为了以后来处分他们吗？”“我任上打了六大战役，都是持久战、拉锯战，少有歼灭战，甚至可以说是六战五败。因此我是怀着‘不理想’的心情离开省纪委书记的岗位的。”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3月6日中午12点54分，腾讯传媒以通栏标题刊发我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李永忠：2016年，我们最需要一个政改试点！我在解读中指出，“如果不能通过试点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无论查处多少案件，反腐败斗争也难以取得真正的压倒性胜利。”
尽管转发的报刊网站不多，但八个月零一天，同年11月7日晚7点55分，中央纪委网站公布了中央关于三省的政改试点方案！
其实，早在2015年6月5日，习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讲话中就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 要“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 同年7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我的解读文章——《试点关乎改革成效》。“敢于先行试点突破，就是地方在改革中的重要任务;及时对试点的鼓励、支持和规范，更是中央在改革中最重要的方法。”“改革历史证明，不试点，再宏伟的蓝图也难以下笔，再伟大的设计也难以施工，再正确的理论也难以实践。”
2016年8月18日上午10点，为纪念邓小平“8.18讲话”36周年，在本届上海书展中央大厅，安排我作新书《论制度反腐》签售，并作演讲。
2017年全国两会前，我发表了我对今年反腐斗争的研判——《2017年，我们最需要一个有条件赦免》。6月8日《南方周末》刊载了《乐山反腐“赦免实验”》。
展望即将到来的2018年，我满怀信心的希望：《2018年，我们最需要以试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讲，解放思想比顶层设计重要，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重要，三个臭皮匠比一个诸葛亮重要；自选动作比规定动作重要，允许失误比只许成功重要……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普及了有关试点的上述常识，则三省市试点可期，事关全局可期，“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可期，一句话——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也自可期！
因为，就常识而言，反腐的压力当然在案中；就见识而言，反腐的功夫必须在案外；就卓识而言，反腐的成功只能靠政改！
